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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真知或附会:化学源出中国之说站得住脚吗

更新时间:2019-06-15

  本文节选自《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作者:[德]阿梅龙,译者:孙青 等,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尽管化学源出中国的说法在晚清时期颇为流行,但在20世纪初,炼丹术起源于中国的说法在科学史的叙述中却逐渐湮没。其实,这一过程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开始了,而严复(1853~1921)正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在那篇著名的《救亡决论》中,严复对“西学中源”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例如他批判了“烁金腐水”是“化学所自”的说法。而在梁启超(1873~1929)的《格致学沿革考略》和鲁迅(1881~1936)的《科学史教篇》中,涉及化学的部分也都未曾提及炼丹术的“中国起源”。

  类似的情形亦见于当时期刊中的化学史论文。比如,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在1906年刊印了一篇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讨论化学历史的文章,而这篇文章也完全没有提及中国的炼丹术传统。发表于1906年的文章《化学小史》亦是如此,这篇文章虽然明确点明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化学实践是“后世化学之鼻祖者”,“然究不得谓化学也,是不过炼金术家之故智耳”。署名“旨汇”的一篇短文《化学进化史》也很类似,马会全年免费资料,全文几乎完全没提到中国,只有一处除外——该文令人惊讶(因为以今天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地宣称玻璃最早是由中国和埃及发明的。这种无视中国化学传统的做法在当时实际上是相当典型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和化学学科的联系几乎完全是断裂的。康有为(1858~1927)在其大作《物质救国论》——该文写作于1904年至1906年间——中明确指明,单就“物质”性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而论,中国是完全无法和西方相匹敌的:

  我国人今之败于欧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间。而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凡欧人于百年来,所以横绝大地者,虽其政律、论之有助,而实皆藉工艺、兵炮以致之也。夫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出自徐馥荪发表于1913年的文章《古中国炼丹与今西国化学异同论》。徐氏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中西“化学”之异同:

  方术之士以黄白修炼之说愚天下,后世入其中者亦迷而不自觉。如刘向之《列仙传》,葛洪之《抱朴子》皆杂采炼丹之法,其余《金丹诗诀》《金丹大要》则专论炼丹。历历言之,入指诸掌其书具在,行之而效者未之前见。其因此得祸者,盖十八九焉。俞琬《炉火鉴诫录》可覆按也。世人犹甘心不悟,且援化学为借口,则亦或之甚也已。

  郑贞文在191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物理化学的文章《原物》,该文很明显借鉴了韩愈的经典文本《原道》的题目。文中郑氏简要地指出西方“化学”的术语缘起于炼丹术,并且特别强调炼丹术亦曾出现于中国。不过,郑氏对于古代中国的炼丹术的评价却是极为负面的:

  昔罗马皇帝欲以雄黄制金,而英人柏康(Bacon)辈亦信劣质矿物可化黄金,且以强酸溶金以为不死之药而饮之,炼金炼丹之方术遂行于世。其后分为两派:一则墨守旧习,一则从事分析,以发现新质为目的,遂开化学之端绪。故化学(Chemistry)一字语源仍自炼金方术而出。唯生与富,人之大欲,人欲无厌,无海内外。方士之术,或于秦汉,惜夫始皇武帝徒令求不死之药,而徐福、文成辈复孜孜于功名利禄,务为虚无荒谬之谈。至以异端见斥,而孔孟之徒以致知格物自命者,又徒以考据经典为事,泥守古训,力排新义。此化学所以不昌明于我国也,可胜难哉。

  郑氏为何没有继续讨论汉代之后的中国炼丹术不得而知——“中源”派的支持者一般都会提及这一点,因为中国炼丹术恰恰是在汉代之后方兴未艾——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郑氏建构了一种对于“亏”的分析或曰关于“国弱”的话语,而这套“国弱”话语背后的目标则是为当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化学学科注入新鲜血液。这种话语能够和其他许多情感节制(但并不总是如此)的著述产生共鸣,并在当时流行于中国的学者或科学家中间。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化学家任鸿隽(1886~1961)提出的问题“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这个问题被置于1915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的杂志创刊号的显要位置。如果考虑到民族自卑感的心理因素,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关于“科学史”的较早的引介性著作中并没包含“中国的化学传统”。张子高(1886~1976)——他在日后成为最优秀的中国化学史家之一——在1920年的一场关于科学史的演讲中完全没有提到“中国的科学传统”,而到1923年时,尽管他增加了“中国科学的过去与未来”这一小节,指出中国曾有炼丹术的传统,但由于古代中国学者对于自然世界没有兴趣,并且中国人“无基本观念”,所以中国的科学并未得到发展。张氏写道:

  无基本观念——基本观念(fundamental concept)者何?前所谓天文之混天、盖天、宣夜诸说,医药之阴阳五行是也。有之则可以统驭事实,无之则事实散漫而无纪,继续研究之纵艰。吾国理化知识颇富,而卒不能成一科之学者,即乏此等基本观念也。

  沙玉彦(1903~1961)1931年出版的《科学史》更是对中国的传统只字未提。

  在现代中国科学家中,王璡(1888~1966)是第一个重拾“化学中源”论的科学家。从1920年以来,王氏的一系列文章都在申说这种观点。王璡强调,尽管中国过去未能发展出科学,但中国在两个领域内“尚不乏考察之人”,而这两个领域就是数学和化学。王氏提出了两个有趣的结论。就中国炼丹术的成就而论,王氏认为:

  由以上所述观之,吾人可知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对于化学之研究,不亚于同时泰西各国对于化学之研究,虽吾国学者之理论每涉虚张,而当时匠人之技术颇为精巧,实有胜于泰西各国。至于十八世纪以后,则欧洲之化学家有如春笋怒生,其促进学术之功一日于千里,于是吾人遂瞠乎后矣。

  近代化学之盛,实由原子理论发明之后,而原子理论之创造,乃根据与化合物有定比例组织之观念。但吾国道家、医家皆无此观念。故苟无欧洲学说之输入,则吾国化学进化,必甚迟缓无疑也。虽然,吾人研究中国古代之化学,能见堪以之一点,即科学进化之状况,东西皆循一种相同之轨道。吾国之点金时代与医学时代,与欧洲之点金与医学时代,皆遥遥相对。且以成绩相比,未必东劣于西,则当此科学时代,吾国又岂可不起而急追,以冀数十年中可于欧人相媲美哉。

  究竟是什么促使王璡从事此项研究固然不清楚,但西方学界的影响却是确定的。王璡写明他曾读过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的《无机化学导论》,而这部著作宣称根据阴阳理论可知古代中国人已经了解和氧气有关的化学反应。史密斯的这个判断很可能参考了前述克拉普罗特的文章。

  不过,其他的中国化学家对中国的化学传统明显不那么感兴趣。譬如,丁绪贤(1885~1978)在其出版于1925年的《化学史通考》中,除了在前言部分稍稍暗示了他对于中国化学史的兴趣外,其余部分展现出的化学史完全是西方的化学史——甚至在讨论火枪的发明时,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叙述。有意思的是,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于中国炼丹术的兴趣倒在与日俱增,而且科学史家和一般的化学家皆是如此。阿道夫(William Henry Adolph)在1922年某期《科学月报》的文章中回忆说,在他上过的第一堂工业化学课上,教师每介绍一种物质都会加一句“这种物质是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的”。

  对于中国的旧式冶金和合金的研究则激发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化学传统的兴趣。近重真澄是一位对于中国经典有些了解的化学家(他在德国接受学术训练),他试图用自己的知识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冶金术。近重真澄很快从此转向研究传统的中国冶金文献,特别是《抱朴子》。《抱朴子》可以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加以阅读,而阅读《抱朴子》有助于理解古代的化学技术。他第一次公布自己的发现是在伦敦的一个会议上,并于1920年在中国科学社的期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的著作《东洋炼丹术》于1929年出版日语版,并在1936年被译为英文。

  相比之下,麻省理工学院化学教授、当时最重要的化学史家之一戴维斯(Tenney L.Davis,1890-1949)的贡献更为杰出。自1930年起,戴维斯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炼丹术的文章,其中包括了对于一部分极为重要的中国炼丹术文献的翻译。他之所以能够翻译汉语文献,是因为他在麻省理工结识了一批华人学生,正是这些华人学生激起了他对于中国炼丹术和翻译有关文献的兴趣。戴维斯最先认识的华人学生是吴鲁强(1904~1936)。吴氏本来在达特茅斯学院修习文学,但因为“国内对理科人材需要更急”,他之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学习化学。吴鲁强同戴维斯第一次合作的成果是一篇发表于1930年的论文,论文原来计划命名为《中国炼丹术》。该文突出了“中国炼丹术的优越性”并且要求做“更多关于这一化学史上的重要章节的具体研究”。之后,吴氏和戴维斯朝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先是在1932年的一期Isis杂志上发表了《参同契》的译文,之后又翻译了《抱朴子》中的某些章节。吴鲁强在返回中国后仍然继续从事有关中国炼丹术的研究。但在一次香港之旅后——吴氏前往香港是为他的《中国炼丹术史》搜集材料——吴鲁强就患上了疾病,并在没多久后就病逝了,而他的研究计划当时尚未完成。至于戴维斯,他则继续同一些华人学者合作。陈国符是这些华人学者中最重要的一位。陈氏之前在达姆施塔特学习,他是在汉译吴鲁强和戴维斯合作的第一篇文章时了解到后者对于中国炼丹术的兴趣。我们可以说,1930年代出现了一个相当活跃的国际学术圈,而其中心议题正是与中国的炼金技术有关。这个学术圈的成员包括西方的化学史家、哲学家和中国的化学家(其中大部分人在日本或西方接受教育)。图像化呈现的手段很早就被应用于研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在期刊中印刷相关图像的例子。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曹元宇(1898~1988)的实践。曹氏不但是戴维斯的重要合作者和中国炼金史史家,而且在中国和西方出版了一些描摹中国炼丹术实施过程的图片。戴维斯也曾出版过一些取自《列仙全传》的图像,而西方的化学家正是由此逐渐对于化学学科的“鼻祖”道教仙人产生了了解。

  不过,真正促使中国的化学史家相信化学源出中国的,还是英语学界的首部中国炼丹术专著,约翰逊(O.S.Johnson)出版于1928年的《中国炼丹术研究》。化学史家黄素封(1904~1960)——他曾于1935年出版过《化学发达史》——对于约翰逊的著述,特别是其中的中国起源论的印象十分深刻,并因此在1937年出版了约翰逊《中国炼丹术研究》的全译本。前文提及的无神论者郑贞文就曾表示自己深受约翰逊《中国炼丹术研究》的影响。在一篇题为《中国化学史的一瞥》的论文(该文发表于1935年)中,郑氏如此写道:

  化学这一科,比较的是后起的学术,到了十八世纪以后才确立他的基础。但追究其起源,却归到希腊的炼金术,所以化学(Chemistry)一语由炼金术(Alchemy)孳乳而生。炼金术最盛时代是公元四世纪左右,而我国道教的发达却在汉晋之间。美国人约翰逊氏著《中国炼丹术考》,谓中国的炼丹术早于希腊的炼丹术四五百年。由此推论希腊的学问,是由我国输出。

  除了被认为是证明化学源出中国的假说的依据,中国炼丹术也逐渐被视为传统中国科学文化兴盛的证据。例如,彭民一在1932年写道,尽管炼丹术受到了宗教迷信的极大污染,但它仍旧是中国“最严正的科学”,更是化学的鼻祖。彭氏所以提出这一论断,多少与当时广为流传而又不免偏颇的一套话语有关。这套所谓的话语指涉的是中国有无“科学精神”的问题——这一问题自1915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与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科学”的问题紧密相关。彭民一主张,传统中国的炼丹术师正是中国本土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炼丹家的伟大的贡献,不在他们的药品的制造,而在他们实验的精神,他们用尽了方法,去求他们的理想中的药,以至于身家性命都不顾,他们完全为他们的信仰,去牺牲,以求得到成功。他们曾经亲手做过他们用甘埚和鼎,他们曾经自己在火炉,(原文点断在此,似误,应无此点断语义方通——引者注)旁守候他们的药;他们的思想是幼稚的思想,他们的精神,却是科学的精神!

  如同我们在中国科学史的其他领域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中国人而言,由中国人撰述中国化学史被认为是一件关系民族尊严的事。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李乔苹的身上。李氏是一位在北平工作的化学教授。北平在1937年后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而据李氏自述,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搜集了必要的资料并撰写了他的著作。在1955年出版于台湾的《中国化学史》增订版中,李氏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著述目标一是为了强化中国青年的民族自豪感,二是为了宣传中国文化。他在书中写道:“亡人国者,必先亡其文化。我国有悠久优良的文化,若我文化不亡,则孰能亡我,发扬光大,责在吾人。”“中国化学一有光荣悠久之历史,惜无史书,以表现过去之陈迹,甚至于世人不知中国古代有化学。今欲发扬光大之,非我化学界之责欤?”

  如果考虑到李氏著述背后略带民族主义色彩的潜台词——其民族主义色彩无疑可以从当时中国的处境来加以解释——那么,日本人居然有兴趣将其著作译成日文还是多少让人惊讶的。当然,这也不是无法理解的:日本人一直都对中国炼丹术抱有兴趣,而且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人对于中国炼丹术的兴趣事实上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对于中国化学史和中国炼丹术史的兴趣。